作者认为，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并不在于通常所说的实力冲突，而在于美国人总觉得中国人没有按照他们的路子走。造成这一症结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固有的优势心理，而其根本源头在于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作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形成、发展、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同时论证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是作者针对“中外关系史”的内涵过于宽泛而提出的一个专门史的学科构架，它是指在朝贡制度主导下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收集了作者近十五年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十八篇论文。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要关注重大事件的研究倾向不同，作者尤其强调对中国封建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作者不仅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而且从国家利益角度探析了朝贡制度的边防安全功能，从内外差异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本质倾向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并且针对学术界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对话。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中国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本书以公元前四千年的史前文化时期到公元前322年的埃及第三十一王朝的终结为时间断限，将与古代埃及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分成三大区域对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该书共25万字。该成果从物质交往、宗教交往、文化交往三个方面入手，对古代埃及同埃及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东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系统地阐述了埃及文明对东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本书是大卫·麦克里兰教授对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流所作的简洁的勾勒。麦克里兰认为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有两种。一种主要存在于英国和法国的哲学中，由特拉西经迪尔凯姆，到20世纪的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一研究路径推崇人的理性，认为惟有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才能产生可靠的知识，社会学方法应与自然科学方法一致。另一路径发源于德国，由黑格尔、马克思，经曼海姆至哈贝马斯。这一路径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不适宜解决社会问题，不存在客观的研究方法，意识形态总是与社会的局部利益相联系的。 作者旁搜远绍，条分缕析，对各家各派的意识形态学说作了细致的考察，并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本书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曼海姆（1893—1947）的主要著作。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为英国读者撰写的介绍本书的文章；第二至第四部分论述知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如思想、知识、意识形态、乌托邦、理性等问题；第五部分主要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性质、范围、类型、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知识社会学的关注重点不在于个人的思维而是群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思维。

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今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激进的理论家之一。他对当代文化和社会诙谐而尖刻的抨击广为人知和欣赏。在这部开拓性的文学理论著述的新版本中，伊格尔顿力求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之间建立一种复杂而深刻的关系。纵览雷蒙德·威廉斯、列宁、托洛茨基、布莱希特、阿多诺、本雅明、卢卡奇和萨特的主要著作，伊格尔顿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评论，同时对意识形态做出引人入胜的理论阐释。 伊格尔顿利用这一视角，提供了对经典作家精彩的分析，其中包括：乔治·艾略特、查尔斯·狄更斯、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T.S.艾略特、W.B.叶芝、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 伊格尔顿新加的引言，将这部经典之作置于其初版的语境，提供了对多年来文学研究的发展颇具启发性的反思。

本书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一部代表作。原书最初发表于1929年，1936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br>本书是一部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论著，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为英国读者撰写的介绍本书的文章；第二至第四部分论述知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如思想、知识、意识形态、乌托邦、理性等问题；第五部分主要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性质、范围、类型、研究方法等问题。<br>本书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有重

本书分析了霸权，介绍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再生、经济再生，日常学校生活中的经济学与控制，课程历史与社会控制等，反映了在相当多的国家中那些数以百万计的、被剥夺了真正享受自由民主的学校教育基本人权的人们的期望。 本书已经被选为当前权力正在动作的新型表达方式。《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已经被选为西方教育通史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对作者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这要归因于许多国家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为了更加民主的教育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本书本身就反映了在相当多的国家中那些数以百万计的、被剥夺了真正享受自由民主的学校教育基本人权的人们的期望。而中国人民为了平等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在这些国际性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其余两卷在1918年出版，马士(1855-1933)是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他到中国后长期在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服务，作为赫德的亲信，参预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写的这部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最主要的参考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说，许多新的研究都只是在马士的基础之上，做了局部的补充。当然如上所述，作者虽然也企图给读者以不偏不倚的印象，但其立场是极其鲜明的，是为殖民主义者张目的。

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其余两卷在1918年出版，马士(1855-1933)是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他到中国后长期在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服务，作为赫德的亲信，参预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写的这部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最主要的参考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说，许多新的研究都只是在马士的基础之上，做了局部的补充。当然如上所述，作者虽然也企图给读者以不偏不倚的印象，但其立场是极其鲜明的，是为殖民主义者张目的。